古典学研究
俄狄浦斯自信，他的智慧比先知更高明。尽管出于对传统习俗的尊重，俄狄浦斯在城邦遭此一难时主动请人求问神谕，并将先知忒瑞西阿斯尊称为“我们可以找到的唯一的捍卫者与拯救者”（Oedipus:304），还赞美他“洞知一切，对那些可以理解的与不可言说的、天上之事与地上之事，即便盲不可见也同样了如指掌”（Oedipus:300-302）。
∆ 盲先知忒瑞西阿斯
然而，一旦先知所言向俄狄浦斯的智慧与他所拥有的知识发出挑战时，他便将之前那些赞誉抛诸一旁，对先知恶言相向，讥讽他为“瞎耳朵，瞎心智，瞎眼睛”（Oedipus:370）。俄狄浦斯对盲眼先知的攻击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反讽性场景。在这段激烈的谩骂中，俄狄浦斯对其自身所拥有的智慧的自信以及他对先知所代表的传统智慧的轻蔑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所有观众在此时都对事实上一无所知的俄狄浦斯抱以同情，只能眼看着其盲目引领他走向命运的深渊。
俄狄浦斯之所以对先知的能力如此不屑一顾并自信真理站在自己一边，是因为他有一个似乎很难被驳倒的理由，那就是在斯芬克斯事件中，先知并没有运用他的传统技艺解出谜底从而拯救城邦，而他自己却做到了。俄狄浦斯对忒瑞西阿斯说的话充满了挑衅意味：
来，告诉我，你是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先知的？当那个吟唱谜语的看门狗在这里时，你为何一言不发，并没有解救邦民于水火之中？的确，那个谜语的设定本不是让到场的凡人来解读的，它需要先知的力量。但你暴露出你自己并不拥有来自预言之鸟或神灵的知识。是我来了，一无所知的俄狄浦斯，我制止了她——靠智慧，而不是靠理解那些预言，我获取了答案。（Oedipus:390-398）
有学者认为，俄狄浦斯因对自身智慧深信不疑而显出傲慢是一种渎神和不信神的表现[14],但仔细研读此段却不难发现，俄狄浦斯所质疑的并非神灵世界本身，而是先知通达神灵世界的技艺和能力（see Oedipus:357）。在是否存在神灵世界或是否应当对这个世界怀有虔敬的问题上，先知与俄狄浦斯其实并无根本分歧，在此剧中，他们都将神灵世界视作某种意义上的“真相世界”或“真理世界”（ἀλαθής）。然而，对于如何能正确并有效地获知真相、通达那个神灵所代表的真理世界，两者的意见却针锋相对。正如俄狄浦斯在这段话中所点明的那样，他靠的是自身的智慧，而先知却要依赖飞鸟的迹象。那么，俄狄浦斯的智慧究竟是怎样一种智慧？它与传统先知的智慧有何不同？为何俄狄浦斯会认为他的智慧比先知的预言更能有效地通达真理？让我们回到这位国王揶揄先知的那句话上——他称先知是“瞎耳朵，瞎心智，瞎眼睛”。索福克勒斯将俄狄浦斯这句话写得铿锵有力，用一个“瞎”（τυφλὸς）字统摄了忒瑞西阿斯在俄狄浦斯口中的整体形象，也由此显现出先知与俄狄浦斯最根本的区别：先知眼盲，而俄狄浦斯却事事都以“看”为基础。早在第一场中，“看见与盲眼”、“光明与黑暗”便是突出的意象，“视力”是俄狄浦斯始终强调的理智能力。在“令人憎恶的瘟疫清空了卡德摩斯的家宅，黑暗的冥府充满哀号与哭泣”（Oedipus:29-30）时，俄狄浦斯期望带来阿波罗神谕的克瑞翁“带着拯救之运走来，正如他双眼发着光”（Oedipus:80-81）。俄狄浦斯之所以将阿波罗的神谕与克瑞翁眼中的光芒联系起来，正是因为他希望他得到的信息是由直接“观看”而获得的明晰而清楚的知识。
因此，“所见即所知”是俄狄浦斯智慧的根本要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对自身智慧如此自信的俄狄浦斯仍然对太阳神阿波罗崇拜有加：恰恰因为阿波罗充满光明，为人类带来了视力，所以他的预言作为一种知识才是可信的。这意味着阿波罗对于俄狄浦斯而言首先是太阳神，其次才是预言神和医神，他关于治愈瘟疫的神谕在俄狄浦斯这里必然指向一种明晰性，而不再是传统先知所认为的仍然处于一种模棱两可尚需解释的混沌迹象之中。对于俄狄浦斯而言，经由阿波罗所赠予的双眼观看到的世界与他本人所观看的世界别无二致。
∆ 《阿波罗与达佛涅》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 1696-1770）
在多处文句中，观众或读者一再看到俄狄浦斯由视力和观看所构建起来的表象世界与真理世界之间的一致性以及知识与清晰性的关联。例如在询问先王遇害的详情时，俄狄浦斯希望知道是否有人亲眼“见证”（Oedipus:117）整件事情，如此他们便可从亲见者处得知关于事件真相的知识；再如在俄狄浦斯宣布他要亲自开始调查时，他也使用了与视力相关的语汇，说要“让整件事重新见诸光明”（Oedipus:132），并认为只有在“神的光明之中”（Oedipus:145），忒拜城邦才能知晓真相并再次兴旺起来。俄狄浦斯对清晰知识的诉求可以说是其智慧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他能够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关键。说到底，斯芬克斯之谜是一则关于数字的谜语，而俄狄浦斯之所以对数字如此敏感，恰恰在于数字正是清晰知识的极端化体现。数字是一种纯理性的清晰判断，正如俄狄浦斯所言，“无论如何一都不等于多”（Oedipus:845），因此，当一个数字被确定下来时，这个确定性本身就是明晰且具有普适性的。这便是为什么释读斯芬克斯谜语时，数字一、二、三成了俄狄浦斯之所以能破解谜语的最关键的线索；也是为什么在探索忒拜瘟疫迷案时，俄狄浦斯不断求证于数字（see Oedipus:750，843）,因为只有掌握了数字才是其知识最确凿的时刻。
当然，在斯芬克斯事件中，另一个对俄狄浦斯直接的启发就是他对自身的观看：俄狄浦斯从其跛脚出发而对脚有着天生的超乎常人的觉察；对自己双足的日夜“观看”构成了俄狄浦斯知识的一部分，正因为自己异于常人，凭借“三只脚”拄杖跛行，他才清晰地知道，作为成年人，“两只脚”应该是确切而不容置疑的知识。
如此看来，俄狄浦斯依靠理智与理性思考来揭露真相、探寻真理的道路，与传统诗学下的先知道路有着迥然不同的特性。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俄狄浦斯所求索的清晰知识必然容不得模糊与不确定，而先知的智慧却恰恰以承认甚至保护这种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为前提。从上文可见，俄狄浦斯总是希望将模糊不清的知识在当下即刻获得澄明，而先知的方式要晦涩许多。在揭露真相一事上，先知起初态度谨严，于他而言，命运不待特定时刻不能轻易透露，即便早已窥知俄狄浦斯的命运，他最初仍对此三缄其口。先知对不确定性的保护，可认为是赫西俄德以降的诗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工作与时日》所呈现的人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在普罗米修斯与潘多拉的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因给人类带去火种而受宙斯惩罚[15]；宙斯将潘多拉这一不受男人控制的女人（绝对独立的他者）送给了人类，潘多拉瓶中的不幸和苦难四散流传，唯有对未来的“预判”[16]被压在了瓶底，未能流入人间，自此人间便充满了对不可把握的未来的焦虑、对不可控制的生活的不安，而这恰恰是全知全能的宙斯所设定的人类与诸神世界最根本的区别。作为诸神代言人的先知对晦暗不清的人类世界一直表现出暧昧态度：一方面，他为人类解释模棱两可的神谕，为人类通达真理世界打开一条通道；但另一方面，他的解释本身在多数时候仍旧含混不清，这一含混性是对宙斯所建立起的人神世界秩序的维护，因为它能使真相或真理世界永远与人类世界存在隔阂，而隔阂本身便是传统宗教与诗学中的人神世界关系所必需的悬置空间。
∆ 《潘多拉》
（Alexandre Cabanel , 1873)
然而，在以清晰之“看”为通路的俄狄浦斯看来，先知流连于晦暗的边界，他对真相半遮半掩的解释十分可疑。在俄狄浦斯“所看即所知”的经验下，任何真理都可以通过理性的观看和分析而被明晰且及时地获得。正如他可以通过自身的知识和推理来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一样，俄狄浦斯深信，他的这种智者式的“人”的智慧可以产生及时的效用，当即就可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灾难、解除危机。而先知在此事件中的缺席恰恰表明他所秉持的传统智慧问题重重：这一预言技艺要么根本无法确保真相世界的揭露（see Oedipus:357, 499-502, 562-570, 708-725），要么被施技者故作玄虚地蜕变为一种极为恶劣的政治手段，即根本上变成一门以神圣之名行政治之实的虚假技艺（see Oedipus:400-402, 572-573）。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对先知技艺的批评事实上与三个现实历史事件直接相关。如前文所言，《僭主俄狄浦斯》大约创作于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肆虐之后。在这场为雅典城邦带来毁灭性灾难的瘟疫中，雅典最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染疫而死，这对处在战争之中的雅典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打击。瘟疫本身所带来的无助感与虚无感，导致人们对“失灵的”诸神世界产生了信仰上的动摇，而当这一复杂情绪与德尔斐长久以来为人所诟病的“与政治结盟的占卜”[17]相结合时，传统宗教与诗教的有效性与神圣性在整体上便越来越受到质疑。
而此时正值智者运动高涨，无论是先于索福克勒斯的前苏格拉底哲人，还是与索福克勒斯同代的苏格拉底及诸多智术师，他们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分歧颇大，但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理性，投向了人自身的智识和思维，希望用一种思辨而非求神问道的方式来解释事物的因果联系。启蒙思想不断对传统诗教的正当性提出挑战，甚至有摧毁传统诗教所构建的世界图景之势。
由此可见，俄狄浦斯对先知的指控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化与戏剧化的演绎，而是雅典历史情景的投射。在此背景下我们方可理解为何索福克勒斯要在公元前430年瘟疫之后这一特殊的时期创作《僭主俄狄浦斯》：瘟疫的精神打击、德尔斐的败坏、智者运动的冲击，致使索福克勒斯不得不就传统诗学所受的挑战做出回应。由是，智者俄狄浦斯与先知忒瑞西阿斯的道路之争或诗哲之争便成了索福克勒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在启蒙与思想加速革新的年代，事关传统诗学的存殁，更牵涉时人对生命和世界本质的理解。
∆ 《俄狄浦斯与安提戈涅在瘟疫中的底比斯》
（Eugene-Ernest Hillemacher , 1831）
面对俄狄浦斯的严厉指控，索福克勒斯的忒瑞西阿斯该如何回应？剧中的忒瑞西阿斯做出了惊人之举：激烈争吵后，先知不同寻常、一清二楚地道出了神谕的答案——俄狄浦斯就是杀害老国王的凶手，并且他将会发现自己就是弑父娶母之人而最终遭遇命运的悲剧（see Oedipus:449-460）。这段犀利而清晰的预言直接触发了俄狄浦斯的好胜之心（see Oedipus:618-621），出于对忒瑞西阿斯与克瑞翁的猜忌，俄狄浦斯发誓要一腔热血地对事情的真相刨根问底，而当最终“一切都清楚了”（Oedipus:1182）之时，俄狄浦斯也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上文曾提到，先知对神谕的解释往往语义模糊甚至充满歧义，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先知在传统宗教下对整个诗教图景的维护,那么索福克勒斯为何在此时却一反常态地要让他的先知如此清晰地揭露一段预言呢？让我们回到智者与先知之争。先前提到，在俄狄浦斯与忒瑞西阿斯的道路之争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便是真理或真相世界之于人类社会的清晰性与模糊性。俄狄浦斯之所以对忒瑞西阿斯发出诘问，正在于在斯芬克斯事件中，先知没有提供清晰的答案而智者显得更胜一筹。在俄狄浦斯与忒瑞西阿斯展开一番激烈的相互攻讦之后，忒瑞西阿斯被激怒，这位先知最终选择了回击，而回击方式便是，他要如同智者一样将他此前一直拒绝袒露的知识清晰地揭露出来。先知的做法一方面固然是意气之下为自己的技艺做辩护，即凸显先知之知，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也通过非同寻常的明确性推动俄狄浦斯以其引以为傲的智者方式求索关于自我命运的悲剧真相。先知的这一回击不可谓不高明：既然俄狄浦斯惯以理性的智慧为傲，那么就让他以其最自信的方式来摧毁自身的信仰。在诗与哲学的论辩中，先知采用了哲学的方式教诲哲学，让哲学自我去魅。
从该剧的结局来看，俄狄浦斯的确在与先知的这场争论中落败了。他所秉持的理性智慧最终被发现是一场极为讽刺的悲剧，他也由此经历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颠覆性突转：当一切真相明晰之后，他从最高处跌落下来，从社会权力的巅峰沦为被社会驱逐之人；他曾追求的光明在自戳双目之后变为永久的黑暗；这个审判者在经历了漫长的审判后成了被审判的对象；在戏剧开场时，俄狄浦斯曾是城邦疾病的治疗者，最后自身却成为最大的污染与病因。一切都使得这个曾被认为是最强大、最幸运、最光辉、最理想的“人”，到头来成为最受人唾弃、最不幸、最黑暗、最不被希望成为的“人”。那么，俄狄浦斯的这一切转变为何会发生？在索福克勒斯笔下，诗歌是如何教诲哲学的？诗歌的教诲究竟是什么？